解玺璋：旧书重版的新鲜感

　　解玺璋（《北京日报》社）

　　我对绅士这个阶层发生兴趣，起因是在写作《梁启超传》时遭遇关于国民自治的问题。国民自治是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，梁启超对此评价极高，认为中国所以贫弱，在与西方国家的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，就在于国民自治能力非常薄弱，变法维新，搞来搞去，由于国民政治参与的程度非常之低，总不能见诸成效。此后他致力于新民，在民众中进行思想启蒙，把新民提升到超过新制度、新政府、新国家的高度，就是希望培植国民自治的土壤。

　　不过，这并不是说中国传统社会没有基层组织，只是采取了不同于西方的组织形式，其特征是宗法的、家族的、血缘的，而非西方社会市民的结合。它相对于以皇权为代表的专制政体而言，是一种“自治”，但其权利不是族民投票选举的结果，而是来自年纪、财富、地位、势力等因素，绅士则常常处于这个组织的核心。事实上，传统专制政体的最高权力皇权与最底层的子民之间，隔着一个绅士阶层，皇权通过绅权这个中介作用于它的子民，中国传统社会的“自治”，说到底是一种“绅治”。数千年来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，绅士这个阶层可谓功莫大(博客,微博)焉。

　　但以往研究绅士的专著却很少，难得一见。所以，前不久在书店偶遇费孝通等著《皇权与绅权》一书，真的十分欣喜。虽属旧书重版，但对我而言，却是新鲜的。起因是费孝通先生的一个倡议，1948年春天，他约集吴晗、袁方、全慰天、胡庆钧和史靖（王康）等先生，共同组织“中国社会结构”讨论班，每两周“有一位朋友宣读一篇论文”，并陆续发表。后应储安平之邀，在上海结集出版，并收入他主持编辑的“观察丛书”。

　　该书开中国本土学者研究绅权的先河，时隔六十余年而以初版原貌重印，尤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。六位学者的论述虽各有侧重，观点也并不相同，但都从各自角度，对皇权与绅权互为表里的交互作用进行了颇有新意的解说，读来深受启发。另有孔飞力所著《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》一书，其中有专章研究1949年后绅士阶层在中国农村社会基本结构改造中的命运，两本书结合着读，所获尤多。